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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传：我的视角（第2页）

我开玩笑地对哥哥说，他之所以记得那么多而我却记得那么少，是因为他是个悲观主义者，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会认为自己的黄金时代在过去，相反，乐观主义者常把黄金时代放在未来。我可能是故意把自己的童年经历埋藏了起来，这样就不会停留在过去的诱惑里，就能更接受当下，并对未来抱有希望而非焦虑。

对未来的希望也可能影响了我自己对人类历史的总体理解。我并没有忽视人类的过去，相反，我常读历史。但我的阅读也是有选择性的，因为从历史书中，我得到的一个强烈印象就是，即便人类在早期时代取得了诸多伟大的成就，但总体上却可能是相当糟糕的。如今，当人们见到自然被亵渎、伤痕累累的大地上耸立起浮华丑陋的建筑，从而深感厌恶之时，他们往往会到很久远的黄金时代中去求得解脱和安慰。有的人会求之于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的岁月，有的人会求之于中世纪，有的人会求之于古典时期，还有的人甚至会求之于虚无缥缈的景观。他们走得越远，找到的完美存在就越可能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虽然这并不是我面对过去的态度，但我也曾一度接受过雅克塔·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的观点，即如果只是从美学和生态学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英格兰可能正是人们向往的地方。在那个时代，英国人拥有那片土地，却并没有对它犯下暴行。富人和穷人都“知道如何利用乡下的事物来建造漂亮的建筑，并以独特的优雅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城市和乡村一起成长，互相满足对方的需求，这些需求也都达成了平衡”。

但这也只是我的第一印象而已。仔细一看，18世纪英格兰的画面也没有那么和谐，其他研究者也能看得出来，尽管霍克斯本人似乎不承认。例如，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传记中，约翰·韦恩(John Wain)满怀渴望地描写的美丽景观，其实在约翰逊时代已经开始消失了。在赞美之中，他不得不承认，当时有一个明显不和谐并且有些危险性的因素，即大量病入膏肓、体无完肤的人和动物。而另一个被人诟病的污点是当时大量的绞刑架，上面挂着涂满柏油的罪犯死尸，很少有景观历史学家关注过这一点。只要有条件，绞刑架就会置于显眼的地方，如十字路口处，尽可能地公之于众。胆小的旅行者会远远地绕过去，尤其在夜里。

上文里我提到过，我很可能压抑了自己的童年经历，特别是那些美好的往事，这样，好对自己的晚年保持一个更加乐观的态度。可能，我在阅读历史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处理，也就是，安于现状的同时对未来抱着希望，在历史中解读出一种人类在宏观上不断进步的趋势，而这种眼光并不为那些老练的历史学家所认可。其实，我已经说服过自己，进步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想象过，在每个历史时期，为了满足自己，我必须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结论是：如果是在18世纪的话，我必须是一个坐拥大量地产的乡绅；而如果在中世纪的话，我最好是当一个位高权重的贵族；而倘若在古埃及，自然是莫过于当法老了。

我常醉心于历史，哪怕它的故事是残酷的。因为历史学家转述给我的故事并不能代表完整的历史（这几乎是必然的），而只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一片景观而已。而我，则可以用心灵的眼睛去欣赏或辨析它。其实，我自己的过去还算不上是什么景观，因为它从未被历史学家整理过。就像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那样，只是一堆零散的东西，碰巧幸存了下来而已，在那里堆得高高的。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作家会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事件分门别类，又用时间线条贯穿起来，粉饰一番，制作成一个包装好了的假象，成为一个完好的景观或一条完整的故事线。然而，我却不是这样的作者。其实，我也不是研究自我历史的最佳人选，因为，我并不忍心去看那些残存的素材，它们会给我带来一种难以言表的悲伤。或许有些奇怪，那些破旧的牛仔裤、年久发硬的口香糖、生了锈的曲别针、污迹斑斑的高中和大学文凭……与其说它们告诉我留下了些什么，不如说它们是在提醒我，究竟遗失的有多少。过去的一切皆使我困惑，有时候，还有点恶心。

说来奇怪，过去的观念和理论并不会使我感到苦恼。例如，当我打开托马斯·伯内特(Thomas Burnet)的《地球理论》(The Theory of The Earth,1684)一书时，发黄的书页散发出一股霉味，让我意识到其作者早已归于尘土。但是书中的思想，尽管可能过时了，仍然是不灭的人类精神火焰。思想属于时代，但又超越了时代。我常这样看待它们，是因为它们不会像有形的物质那样崩溃瓦解，或像更低级的有机体那样在变成矿物质之前腐烂掉。我的身上缺乏成为一名物质生活历史学家的那种气质，但我却成为一名精神生活的历史学家。所谓精神，指的是整个思维和心理能力的范畴，它包括理念、思想和哲学，还包括形成它们的基调及其各式各样的经验形态。令我惊讶的是，虽然我的记忆力不好，但对过去的心理特征或情绪的记忆却异常深刻。

因此，读者可以预见到本书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在很多回忆录里都能反映出的简明事实、确定的时间线索和重要的公共事件，本书里看不到。但矛盾的是，本书的优点之一，又恰恰是它的这些缺点。包罗万象的信息并不符合我的口味；同时，在我的生活中，阶段性的感受也不强烈，因为我缺少了像谈恋爱、结婚、生子这样的人生跳板。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我更喜欢居家的自娱自乐，就好像是在自己头脑里放着电影一般，而不是把这些影像投放到外面的大屏幕上，把世间的纷纷扰扰展示出来。

除了这些我现在认为是“消极优点”的“缺点”之外，我还可以指出本书里的一些积极品质。我可以如此声称：这是第一本美国华裔中产阶级地理学家写的自传。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大胆，因为“华裔中产阶级”和“地理学家”的身份一结合，就会让写自传变得不太可能，单是其中任何一个身份都会叫停这项工作。像我这样的华裔中产阶级并不具备吸引力强、市场关注度高的那些主题，比如，经历了一番艰苦奋斗从唐人街的一个落魄人物蜕变成在郊区拥有豪宅的富翁之类的主题。我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挣扎和攀登。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出身的中国移民在美国都取得了成功并且被大家认可。所以，还有什么比一个好学生变成高薪工程师这种“励志故事”更无聊的呢？那么，至于我的另一个属性“地理学家”又当如何呢？大多数地理学家都太外向，太乐于交际了，缺乏写人生故事的意愿。因此，我便找到了写这本自传的切入点——我是一名中产阶级的华裔，但一生都单身，因此不得不游离于华人的圈子之外；我还是一个地理学家，但在这个学科里也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不同于大多数地理学家，我的景观是“内在的”(inscapes)，更多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景观。

我的自传还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另一个独特性在于，它记录了生活中不寻常的总体方向或运动轨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从私密转向公共的，也就是说，童年时期在家里和社区里度过，成年以后，便在日益广大的公共领域里度过，换言之，是从当地走向了区域性的领域，又从区域性的领域走向了全国性的领域。相比而言，我的生活却呈现出了相反的趋势，它从公共场所走向了私人场所，从世界走向了自我。在我看来，我的童年时光是具有公共色彩的，它的舞台是广阔的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日本侵华战争以及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战争都直接影响到我的家庭。第二是我父亲在中国社会的地位——虽然他在事业顶峰时也只是一个中层官员，但当时受过教育的人很少，他已经属于精英阶层。

当我长大成人时，二战已经结束，世界性的事情不会再那么直接地影响到我了，我的生活就变得私密了起来，而我的世界也收缩进了学习和工作的各个校园里。与此同时，在象牙塔里，我的精神生活却得以扩展开来。自我审视让我更加明白自己是谁，而审视外界则让我越发认清了外部现实的本质。这样的过程一直持续到了中年和老年。所以，我的人生轨迹也不能说是纯粹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在它成熟的一半里，我已经能够重新拥抱世界，尽管这是一个由观念和思想构成的世界，而非一个由行为和事件构成的世界。

这条螺旋式的路径为这本自传提供了一种时序结构，否则它将缺乏时间线。因此，在铺垫结束之后，我会开始讲述“世界舞台和公共事件”，之后便是两个更具有主观性的章节：前一个是个人的，后一个是亲密的。我在上文写道，即使是普通人常见的生活经历，也应该有普遍性的旨趣和意义，于是我就构思出了自传的这一核心部分。相比之下，“地理学拯救了我”更具有个人主义色彩，既是我对地理学的贡献，也是对更广阔世界的回归。